一篇作业——在马德里写马远

品评宋元的绘画，本来我是可以待在一个最适合的地方的——我所定居的杭州——那里的小山小水本就是宋元绘画的缪斯，然而此刻我却在马德里，为了一个名叫“飘零”的个展，我也正处于飘零之中。

身处异国，喝着马德里雪山的水遥想溪山清远，倒是有一种别滋别味，就像在隆隆的羽绒服厂的车间中吟咏飞絮（正是我在马德里的个展上所做之事），忽然发现这倒是颇合我的口味，差距是美丽的诱因。

还好是马德里，这里有令我心折的委拉斯贵支，最令我心折的，并非盛装的王子王公，而是他画笔下的小丑、侏儒、还有孤独的伊索。他是唯一给这些地位卑微的人留下庄严肖像的宫廷画家，也许宫廷画家本就是小丑一类的角色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他用他的笔描绘了自己庄严的孤独。

随身带了约翰·伯格的《我们在此相遇》，在《马德里》一篇中他写到他喜弄绘事的启蒙老师：“泰勒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便笺簿，开始画会客厅里的一棵棕榈树。就在这一刻，在他开始作画的这一刻，我记起了他的孤独所具有的重量。”孤独，成了绘画的一个凝重而动人的注脚。

1974年，曾经极端激进的伯格离英抵法，定居上萨瓦省的山村昆西，耽溺于孤独。晚年孤独的伯格，荡涤去早年过多睿智的尖刻，他一定不会完全同意他在《观看之道》中过多强调的社会条件对艺术作品的决定作用，而会更多地谈及艺术的内在规律，就像棕榈树树叶自在伸展的放射形状。

还是谈谈宋画，和委拉斯贵支同为宫廷画师的南宋的马远，让我看到了孤独的令一种显形。他的《华灯侍宴图》，因由也许是宫廷画院的一项任务，为了记录帝王的尊贵与雅趣。但马远显然意不在此，他只让观画者从远处隐约窥见殿中人物的活动：官半夜凉初透员屈身随侍皇帝饮宴，宫女摇曳着身姿，然而甚至屋顶的瓦片，也比这些要画得凝练庄重，殿外的树林枝桠栖斜，姿态横生，焦墨笔法瘦硬如屈铁，豪放而谨严，刚柔相济，雄奇简练，枝条长而斜向出，还是那个“拖枝马远”。

《华灯侍宴图》是中国山水画中少有的出现灯光的作品，绢素水墨，本难表现灯光，马远也不过是通过淡淡晕染周围的雾气略显灯光之意，便又着意勾勒他的几抹青山一片寒林去了，奢华的灯光，本来就入不了他理想中的画面，纵使是帝王家的华灯，也必然要有疏落寂寥之意才好。

伟大如马远和委拉斯贵支，他们不会把绘画仅仅当成换取富贵和功名的营生，他们明白绘画意味着什么。即使是王公显贵，最后也不过委身尘土，而即使几尺薄绢，也必与永恒相勾连。在作画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爱伦坡《椭圆形画像》中孤独的摄魂人。

华灯和盛宴，几乎成了现代生活的一种背景，无处不在的灯光与荧屏，比宋元的绢素要耀眼得多，而伯格笔下孤独的绘画者的形象，恰恰是在马德里丽池酒店的豪华晚宴上，旁若无人地勾勒起棕榈树的叶片。低下头，华灯可以不在，转过身，盛宴已然收场，平行于日常的另一种生活，会在你想要的时候降临，绘画也只是一种媒介而已。

盛宴有期，溪山无尽。